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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时间:2021-10-10 08:47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孕育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同中国当代文化相融通,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看,它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中,如何将这样一种“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从相遇结合到融通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精神底蕴,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贯通、相互契合、共同发展。

  习总书记强调:“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离开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就无从谈起。注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题解读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他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升华为“群众路线”思想;用“知行观”生动阐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近年来,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对中国特有的“和合”思维的当代阐发;“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将传统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科学发展观秉承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基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其治国理政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治国安邦、修齐治平思想的超越与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铸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不断融合创新,其合理的文化内核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思想源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内化于中国人精神世界、外化于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急速转型的经济关系中发生嬗变,在价值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在道德领域呈现混乱迷茫态势,如何构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价值导向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型文化,文化观念与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紧密相连,汲取其中优秀文化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义利观有助于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端正追求物质利益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私利化倾向。在义利关系上,传统儒家倡导“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取向。传统宗法社会,义利观根植于小农经济形态土壤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重义轻利”、“以义抑利”的倾向,没有充分尊重个人正当利益,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不乏合理要素。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目标,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不免滋生一些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现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为指导,挖掘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要素,在充分尊重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主张义利统一,有利于规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利化倾向,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有助于加强市场主体的道德修养,培育良性的市场经济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它与诚实信用的价值观存在天然的联系,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强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信”既是持家、兴业的重要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做人的内在道德要求。从市场主体角度而言,树立诚信意识,加强道德自律,确保市场经济交往活动中行为的道德稳定性,尤其在网络经济时代,诚实信用对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行;从市场秩序角度而言,建立诚信制度,将诚信融进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中,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辅助功能,建立完善的个人、企业、中介信用制度体系,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大同理念、自强精神等优秀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巩固、拓展、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它强大的生命力,为创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文化资源。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彰显中国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前提。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是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建立中国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合理资源,继承传统、创新传统,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当代文化融通。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中华民族才能坚定文化自信,渊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磨难却已经深深积淀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中,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等,其中蕴含的自强、公忠、廉洁、修身等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没有中断的根基,是我们坚持文化自觉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融合性特质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下保持文化自信。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国文化经历辉煌、衰败未曾中断发展至今,历史和现实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特质。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转化,为外来文化打上中国烙印,进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新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今,依旧保持鲜活的创造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特质,使中华民族在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的背景下依旧能坚定文化自信,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融通,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升华;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和“流”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独特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诉求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涵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传统儒家强调“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天人合一”,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思想。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虽以家为本位,但注重将以血缘为基础的道德规范扩展到社会中,“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仁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它也是社会价值。”孔子讲“仁者,爱人”已经由血缘关系延展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中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观念都体现在社会维度中,为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提供价值支撑。不管从国家、社会、个人哪个层面出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都在个人道德的培育,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对个人道德修养、道德理想的培养,崇尚修身,提倡“仁义礼智信”,强调“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追求“君子”的理想人格,从而达致内圣外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源头活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从中获得精神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国文化精神。

  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人类正共同面对、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诸多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协作。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涵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问题的重要启示,中华民族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愿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动着“和”的基因,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强调“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历来尊重他国文化,主张平等交流、互相借鉴。中华民族反对暴力与战争,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存在共同利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博施众利”“正其义不谋其利”,秉持正确义利观,主张互利共赢,坚持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统一;西汉时期中国曾开辟了连结中亚、西亚、地中海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展经济交往、促进文化交流,新时代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积极发展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轨迹,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救灾恤邻,道也。”中国传统文化素来重视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和睦共处,传统的睦邻观念上升到政治治理角度,为地区和平安全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传统文化蕴涵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主张人与万物平等,构建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价值参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秉持“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和而不同”的共处原则,尊重他国文明,增强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坚持本土化、民族化,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结合现实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焕发恒久魅力,彰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是新时期推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战略抓手,任务重、系统性强,需要统筹考虑、协同推进。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始终能够化危机为转机,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在这一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美国对阿富汗20年的所谓民主“改造”不过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喀布尔时刻”再次鲜血淋漓地撕下了美国“普世价值”伪善面具。

  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粮食储备体系是稳定粮食市场的根本所在,“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政府和社会粮食储备共进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促进14多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中国之治”的实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与力量,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目前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叠加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面对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新形势。

  治理腐败,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坚持精准施策,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净化政治生态,追付腐败宏观政治成本,根治诱发腐败的“毒素”。

  在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内外形势趋于复杂之际,应尽快完善对自媒体的法律监管体系和行业引导机制,将预期管理主动延伸至自媒体平台,以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转向乡村振兴的交汇期,“三农”工作必须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铺平道路。

  无论是中部地区还是各大区域重大战略都不能够固步自封,应该在内部“抱团取暖”的基础上,进一步秉着“一体化”的理念,将内部优势产业、元素延伸到其他区域,不断加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合作。

  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只要把人的作用发挥好,我们就把握住了创新的脉搏,就有了推动我们国家更好更快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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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高校科技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强化高校科技发展与立法互动,促进国家科技治理相关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完善激励高校科技创新的政策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法律法规机制。

  面向未来,应当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民间友好事业不断发展,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百年征程之后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立场,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全过程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广泛持续的参与保证选贤任能和事业发展的连续性,有效避免了“人民只有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政治休眠期”的局面。

  漫长行政链条所带来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一直与国家治理的历程相伴,农村地区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最后一公里”困境,乡村示范项目评比则可以帮助打通“最后一公里”。

  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不是科技成果,不应将其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分子”或加分项;恰恰相反,要将其视为科技成果的“分母”或减分项。

  要根据最新人口发展特点,构筑与大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特点相适应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